为二十大动员，习近平再释中共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近观中国)为二十大动员，习近平再释中共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中新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黄钰钦 李京泽)7月26日至27日，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这次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重要主题的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中共党建学者认为，此次会议是党代会前的一次重要吹风会，面向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作全面动员和部署，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同时，也对外传递出中共未来的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外界注意到，关于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用三个“事关”强调大会的重要性：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还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这一为二十大定调的表述具有明确的指向作用，也正好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关键性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希贤表示。

　　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详细阐述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他指出，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总结十九大以来的5年时，他表示“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这8个字里，饱含社会的共鸣：千年小康与百年中共“相遇”，绝对贫困全面消除；当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具体可感；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在斗争中得以维护……有评论指出，一件件具体的事件串联起每个人的共同记忆，共同构建起全党全国面对未来的信心。

　　在中共历史中，党代会不仅是对一段时间内事业的总结，也是谋划未来的思想动员会。在讲话中，习近平向全党明确二十大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回溯过去，中共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如今，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5年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强调，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将是党的二十大面临的关键任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国际国内大势的分析表明，党的二十大对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步骤上会更加具体，并将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同样“风高浪急”，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对于一个百年大党而言，在未来道路上应保持何种前行姿态？对此，习近平在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具体挑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时刻不能放松。”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指出，这场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建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向外界明确传递出中共面向未来的“赶考”姿态，这一清醒认识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政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进一步表示，这一前行姿态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和自觉，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将继续勇于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过往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的展望，党建专家认为其背后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行动逻辑：为了人民。在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张希贤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从“以人民为中心”到“人民至上”，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到“一切为了人民”，“人民”二字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的主线一以贯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杨金海认为，“在新征程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和奋斗目标、初心使命相互映照，始终如一。”(完)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